雖然這個世界的人口翻了三倍，帶來了諸多好處，但本身的耕地面積并沒有增加。

原本在另一個時空，漢末因為人口的流失，許多諸侯治下都不得不采取屯田。但也因為這個世界人口眾多，而變得不再需要了。

田地是百姓們賴以生存的生產(chǎn)資料，但也因為耕地數(shù)量的不足，而變得更加珍貴起來。

有人種田，卻又無田可種，也就成了一個大問題。所以在新制度之下，為戰(zhàn)死、傷殘、退伍的將士家屬補償田畝，未嘗不是一個好政策。

但凡事都有利有弊，新制度在江東，不亞于一次商鞅變法。在提高了百姓參軍熱情的同時，也提高了軍隊的戰(zhàn)斗力，但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。

這一次的赤壁之戰(zhàn)和安陸之戰(zhàn)，屬于兩大諸侯間爭霸的戰(zhàn)爭，但卻沒有帶來任何經(jīng)濟上的好處。反倒因為大量的傷亡，而需要大量的田畝、錢糧進行補償。

沒有增加任何一畝地，也沒有繳獲一分一毫的錢糧，這樣無疑對揚州的財政造成了很大的影響。

所謂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。

打仗永遠(yuǎn)是一筆經(jīng)濟賬，而不單單只是雙方軍隊人數(shù)的對比，以及雙方傷亡數(shù)字的對比。而是戰(zhàn)前的糧草調(diào)集，以及戰(zhàn)后的田畝、錢糧補償。

地就那么多，除非能夠讓領(lǐng)土得到增加，不然分完就沒了。

庫存的錢糧也就那么多，除非戰(zhàn)后能夠得到繳獲，否則分完也沒了。

想要有源源不斷的土地和錢糧供給，唯有通過三個途徑：

一是不停地攻城略地，就好比昔日的強秦一般；

二是增加財政收入，比如提高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量，以及增加其他方面的稅收；

三是向達官顯貴們借取。

第一條途徑，因為如今前線糧草不足，加上夏季來臨不宜用兵，也只能暫時放棄了。

第二條途徑，在短時間內(nèi)也是不可能實現(xiàn)的，唯有接下來再進行改革，然后慢慢實現(xiàn)。

所以只有第三條途徑，才可以解決眼下的困境。

“子布，不知咱們庫存的財貨還有多少？能否將補償?shù)奶锂€和糧食，用財貨來代替補償？”我有些不死心地問道。

“主公，咱們?nèi)缃駧齑娴呢斬浀故浅渥?，但主公之舉萬萬不可?。　皬堈汛蠹?。

“為何??？”我不解地問道。

“倘若用此舉，必會引起百姓恐慌，這是一。第二個，倘若大量的財貨流入民間，還可能會導(dǎo)致物價上漲！”張昭解釋道。

得，原來還有這個道理！

看來在古代，糧食才是硬通貨，尤其是現(xiàn)在這個亂世，甚至比金銀還好用。也難怪，百姓們更樂意接受糧食作為補償了。

“哎，看來還是得問大族借糧，可是動輒百萬石糧食，大族愿意借嗎？又是否能借的出來？”我不禁感到了擔(dān)憂。

“百萬石糧食，揚州境內(nèi)的大族肯定是拿得出來的，唯獨有兩點需要注意。一是大族愿不愿意借，二是又愿意借出來多少？”張昭說道。

“嗯，你說得有道理。”

“其實，自主公將治所遷移到金陵之后，許多來自其他郡縣的大族，多放棄了原本家鄉(xiāng)的田產(chǎn)。比如吳縣的大族，多用家鄉(xiāng)的田產(chǎn)換來的官位！但也有些大族，依舊有家人守在家鄉(xiāng)。但不論如何，揚州境內(nèi)大族何其多也！湊一湊，總能有百萬石糧食擠出來的！”張昭補充道。

“那咱們以誰來作為突破口呢？”我連忙問道。

“廬江境內(nèi)的大族，大多因為這幾年的動亂而被清洗一空。就連像周大都督這樣，也舉家遷移到了金陵來，所以廬江境內(nèi)并無多少大族存在。而原本屬于那些大族的田地，也多在之前補償了下去，或被流民分走了。就算還有剩余，想必也不會太多。但是昭記得，廬江境內(nèi)有一人可以幫助我等，解決眼下的困境！”張昭說道。

“誰？”我連忙問道。

“陶侃，陶士行！此人雖非大族出身，但卻久在廬江郡丞之位上。去年戰(zhàn)后，在新政策出臺后，廬江籍將士的補償也多經(jīng)此人之手。不僅如此，此人對廬江的情況知之甚深，且在郡內(nèi)名望頗高。如果能得此人相助，必能事半功倍！”張昭回答道。

“陶侃？”我驚呼起來。

“莫非主公聽說過此人？“張昭詢問道。

“當(dāng)然聽過，孫賁、徐琨曾經(jīng)多次和我提及過此人。”我信口胡謅道。

我哪里知道這些？平日里我都在研究打仗，對政事和人事真是知之甚少。

之所以知道陶侃，是因為此人乃是東晉時期的大人物，乃是東晉排名前五的赫赫名將。

陶侃此人不僅用兵有方，而且還是位治理之才，可以說是大大的人才一枚。

“聽聞徐琨將軍此次隨主公一起返回了金陵，不如向徐琨將軍說明一番緣由，由他前往廬江一趟，請?zhí)帐啃袔椭蹅?？”張昭建議道。

“好主意！而且不瞞子布，我打算設(shè)立四大軍區(qū)，淮南軍區(qū)和三江軍區(qū)正是由徐琨、孫賁二位負(fù)責(zé)。此次徐琨將軍與我一同回來，是要接了家眷之后再去壽春赴任的！屆時，讓徐琨將軍順道往皖城一趟，找到陶侃，說明一番，豈不美哉！”我高興地說道。

“哎呀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。主公，咱們一起前去徐琨將軍的府上如何？”張昭也同樣高興地說道。

“請?！?/p>

在前往徐琨府邸的路上，我又給張昭講解了一番關(guān)于四大軍區(qū)和兩大軍團的事情。

對于這種純粹的軍事問題，張昭倒是沒有發(fā)表任何地意見。唯獨對于山越問題，張昭的想法倒是與我不謀而合。

既然殺又殺不光，打又打不服，那就設(shè)立軍區(qū)，派駐少量的軍隊，然后采取懷柔政策。

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往，山越人也不傻，能有更好的活路，他們也不會不進行選擇，反而死扛到底的！

注：陶侃（259年～334年），字士行。原籍鄱陽郡，吳國被西晉平定后，陶侃家遷居廬江郡尋陽縣。

本是東晉時期名將。

陶侃出身貧寒，初任縣吏，后逐漸出任郡守。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任武昌太守。

建興元年（313年），任荊州刺史。

官至侍中、太尉、荊江二州刺史、都督八州諸軍事，封長沙郡公。

陶侃平定陳敏、杜弢、張昌起義，又作為聯(lián)軍主帥平定了蘇峻之亂，為穩(wěn)定東晉政權(quán)立下赫赫戰(zhàn)功。

他精勤于吏職，不喜飲酒、賭博，為人所稱道，史稱他治下的荊州“路不拾遺”。

在后將軍郭默擅自殺害劉胤后，即率兵征討，不費一兵一卒就擒獲郭默父子，因而名震敵國。

唐德宗時，陶侃成為武成王廟六十四將之一。宋徽宗時，位列武廟七十二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