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沒死的呢？”
    姥娘：
    “還不是逃荒。你二姥娘一股人，三姥娘一股人，都去山西逃荒了。”
    現在我二姥娘、三姥娘早已經不在了。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，一個黑漆棺材；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，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，眼瞎了，像狗一樣蜷縮在灶房的草鋪上。他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，在村里當過二十四年支書，從一九四八年當到一九七二年，竟沒有置下一座像樣的房子，被村里人嘲笑不已。放下二姥娘、三姥娘，我問：
    “姥娘，你呢？”
    姥娘：
    “我沒有逃荒。東家對我好，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。”
    我：
    “那年旱得厲害嗎？”
    姥娘比著：
    “怎么不厲害，地裂得像小孩子嘴。往地上澆一瓢水，‘滋滋’冒煙。”
    這就是了。核對過姥娘，我又去找花爪舅舅。花爪舅舅到底當過支書，大事清楚，我一問到一九四二年，他馬上說：
    “四二年大旱!”
    我：
    “旱成甚樣？”
    他吸著我的“阿詩瑪”煙說：
    “一入春就沒下過雨，麥收不足三成，有的地塊顆粒無收；秧苗下種后，成活不多，活的也長尺把高，結不成籽。”
    我：
    “餓死人了嗎？”
    他點頭：
    “餓死幾十口。”
    我：
    “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？怎么就讓餓死了？”
    他瞪著我：
    “那你不交租子了？不交軍糧了？不交稅賦了？賣了田地不夠納糧，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!”
    我明白了。我問：
    “你當時有多大？”
    他眨眨眼：
    “也就十五六歲吧。”
    我：
    “當時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    他：
    “怕餓死，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。”
    撇下花爪舅舅，我又去找范克儉舅舅。一九四二年，范克儉舅舅家在我們當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。我姥爺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長工。東家與長工，過從甚密；范克儉舅舅幾個月時，便認我姥娘為干娘。俺姥娘說，一到吃飯時候，范克儉他娘就把范克儉交給我姥娘，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褲腰里。一九四九年以后，主子長工的身份為之一變。俺姥娘家成了貧農，范克儉舅舅的爹在鎮(zhèn)反中讓槍斃了；范克儉舅舅成了地主分子，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。他的妻子、我的金銀花舅母曾向我抱怨，說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沒享，就跟著受了幾十年罪，圖個啥呢？因為她與范克儉舅舅結婚于一九四八年底。但在幾十年中，我家與范家仍過從甚密。范克儉舅舅見了俺姥娘就“娘、娘”地喊。我親眼見俺姥娘拿一塊月餅，像過去的東家對她一樣，大度地將月餅賞給叫“娘”的范克儉舅舅。范克儉舅舅臉上露出感激的笑容。我與范克儉舅舅，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樹下(這棵槐樹，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？)，共同回憶一九四二年。一開始范克儉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為何物，“一九四二年？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？”這時我想起他是前朝貴族，不該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實行的公元制，便說是民國三十一年。誰知不提民國三十一年還好些，一提民國三十一年范克儉舅舅暴跳如雷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