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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對戶部來說，損耗是一件很常見的事，征來的糧越多，調(diào)用的民夫也就越多，自然而然的，損耗也就越多。
    浙江征來了一百三十萬擔(dān)官糧，入倉一百一十萬擔(dān)，另外的二十萬擔(dān)，自然就是損耗了。
    徐謙臉上卻是帶笑，聽著李士翱的計算，卻是不以為然的撇撇嘴，淡淡道：“大人說的有道理，損耗，確實是古已有之的事，只不過，如果下官要告訴大人，浙江……沒有損耗呢!”
    沒有損耗！崇文殿里，又不由傳出了一陣陣驚呼。
    這個時代畢竟不是后世，運輸糧食，拉幾車火車皮就了事的問題，山長水遠(yuǎn)地，這糧食怎么運輸？而且，這里頭還涉及到了油水的問題，上下官吏，上下其手，早已司空見慣，就算是太祖時期，也是屢禁不止，浙江怎么可能沒有損耗？
    李士翱自然是一副不信的模樣，因為如果信了，那才是坑爹，別的省都有損耗，有的損耗二三十萬擔(dān)，有的損耗六七萬擔(dān)，或多或少，假如浙江沒有損耗，這不是生生打臉。
    而很明顯的是，徐謙就是奔著打臉來的，他慢悠悠的道：“浙江之所以沒有損耗，一是因為上下的官吏，俱都奉公守法，在新政號召之下，都以浙江百姓福祉為己任，因而誰也沒有在官糧上打主意。這其二嘛，自是因為大人方才抨擊的是浙江河道的問題，大人說浙江濫用民脂民膏，大興土木，修建河道。可正是因為這些河道，卻讓浙江各府各縣與南通州暢通無阻，各府各縣征來的官糧，直接押運上了碼頭，而后用糧船運輸至南通州，解上漕船北上，在這過程中，浙江除了花費一萬三千七百兩銀子雇傭船只，其他損耗，不曾花得一分一厘，也不曾損耗一星半點的口糧。”
    李士翱的臉色，唰的一下變得蒼白了。
    河道……原來如此，難怪姓徐的有這么多的自信，這個家伙，竟然一聲不吭，利用河道運糧。只是可惜，不過……他依然不解的是，這浙江上下官吏，怎么可能會真如徐謙所說，奉公守法。
    須知自古以來，就算有一個兩個官員不肯在官糧上動手腳，可是要讓整個浙江這么多官員俱都不動官糧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，太祖在的時候，對貪官污吏剝皮充草，也不曾禁止這樣的狀況，可是徐謙，怎么做的到？
    這是李士翱很費解的問題，可是現(xiàn)在徐謙揭開了真相，李士翱反而糊涂了。
    其實李士翱哪里知道，之所以會發(fā)生這樣的情況，而在于浙江新政的發(fā)生，使得浙江貪贓枉法的手段，進(jìn)行了某種意義的升級。這就涉及到了經(jīng)濟基礎(chǔ)的問題。
    比如說在一個農(nóng)業(yè)社會，官吏要貪贓枉法，往往都是采用十分原始的方式，要嘛是在官糧上動手腳，要嘛就惦記著火耗的銀子，再有就是訴訟之類，這些都是常見手段，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渠道，這種原始的貪贓枉法形式雖然操心勞力，而且很容易就被揭發(fā)，只是他們沒有選擇，手段雖然粗糙，只要有錢入賬，也就成了。
    可是當(dāng)一個農(nóng)業(yè)社會漸漸向手工業(yè)社會轉(zhuǎn)型呢？這個時候，不但尋常百姓的生活發(fā)生了變化，而且由于經(jīng)濟形式的變化，使得官員貪污的形勢，也就變得多樣化了，比如他們和商賈們以入股的方式，讓商賈們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，也可以讓自家的小舅子弄個船行，讓本地的商賈運貨，盡量照顧自己小舅子的生意，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別處進(jìn)一些木材來，通過關(guān)系轉(zhuǎn)賣給治下的作坊。
    這些手段，更有隱密性，而且不必如此費心，更不怕現(xiàn)在的御使、巡按們來盤查，顯然，當(dāng)各省還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糧和火耗銀上打主意的時候，浙江的官吏們已經(jīng)進(jìn)化變異了，因為他們想要樓銀子，已經(jīng)有了比之從前更加合法，而且獲利更多的方式來進(jìn)行。
    因此，并非是因為徐謙所說的那樣，浙江的這些家伙并非了改了性子，突然變得奉公守法，而是因為，他們再也瞧不上官糧上這點蠅頭小利。既然如此，還不如將盡量多的官糧押解入京，大家呢，也好多爭取一些政績。
    只是這些東西，又豈是李士翱這種人所能理解的，某種意義來說，新政的官員和現(xiàn)在的官員已經(jīng)產(chǎn)生了某種代溝，而這些代溝，代溝悄然形成，使得這些舊派的官員們，很難理解浙江人的行為。
    徐謙看著一頭霧水的李士翱，面帶微笑，道：“所以，大人算錯了，浙江的官糧，明明是一百三十六萬擔(dān)，絕非大人所言的那樣，只有一百一十萬擔(dān)。”
    李士翱眼下已經(jīng)不能計較損耗的問題了，既然徐謙說了沒有損耗，那么只好在沒有損耗的基礎(chǔ)上重新計算，他不由道：“既然沒有損耗，那么浙江的官糧，也不過一百三十六萬擔(dān)，比之朝廷所額定的一百四十萬擔(dān)，依舊還是不足，雖然相差不大，只有數(shù)萬擔(dān)的差額，可是你方才分明說，還有三十萬擔(dān)押解入京，入倉的是一百一十四萬擔(dān)官糧，加上這三十萬擔(dān)，就是一百四十四萬擔(dān)，徐謙，還有八萬擔(dān)糧食，你又是哪里來的？”
    八萬擔(dān)其實并不算多，可是說少也不少，沒有這八萬擔(dān)官糧，浙江就完不成今年的額定目標(biāo)，可是有了這八萬擔(dān)，就等于是浙江超額完成了任務(wù)，這里頭的區(qū)別可就不小了，沒有完成目標(biāo)，戶部照樣有借口申飭，可要是超額完成，按理來說，浙江不但減免了糧稅，進(jìn)行了新政，可是上繳的官糧，比之浙江豐年時期，繳納官糧數(shù)目最多的一年還要多，朝廷難道不該予以獎勵嗎？
    徐謙慢悠悠的道：“因為征收的官糧，按照戶部的計算，只有二十余萬擔(dān)，可是浙江實收的官糧，卻不是二十余萬擔(dān)，而是三十余萬擔(dān)！”
    李士翱又愕然了，原來多出來的八萬擔(dān)官糧，還是征糧征出來的，李士翱依舊不信，不是他不信，而是他曾經(jīng)幾次核算過，按照浙江上報的田畝數(shù)量，再套用新稅制來計算，怎么算，都算不出有三十多萬擔(dān)官糧，這是怎么回事，姓徐的莫非讓官吏下鄉(xiāng)，在這新稅制的基礎(chǔ)上，攤派了其他的糧稅？
    不，絕不可能，對浙江的一舉一動，李士翱可謂了若指掌，浙江的新任巡按，和李士翱幾乎每日都有書信往來，這浙江各府若是要攤派其他稅收，不可能一點消息都沒有。
    “哼，你胡言亂語！”李士翱感覺自己，還是最后一點自信，此時不由呵斥一句，正想看徐謙的牛皮被戳破之后，一副沮喪的模樣。
    只是徐謙非但沒有沮喪，而是笑吟吟的道：“大人不問事由，就說下官胡言亂語，依下官看，大人身為戶部尚書，非但不能體察下情，連各省的田畝糧稅都不能算出，反而在這里大放厥詞，難道大人不覺得可笑。浙江今年，所征的官糧確實是三十多萬擔(dān)，因為今年，浙江的糧田變多了。”
    變多……李士翱冷笑，他可不信徐謙這一套，他得來的許多數(shù)據(jù)表明，浙江的糧田不但沒有變多，反而變少了，因為大量的改糧為桑，今年的糧田數(shù)量，至少少了五十萬畝。
    徐謙慢悠悠的道：“往年的時候，各鄉(xiāng)許多鄉(xiāng)紳豪強，為了免征糧稅，往往勾結(jié)官府，虛報田畝數(shù)量，比如說浙江鎮(zhèn)海一個鄉(xiāng)，原本有糧田一萬三千畝，可是呢，這些土地大多掌握在當(dāng)?shù)剜l(xiāng)紳手里，他們?yōu)榱颂佣悾愦ü俑粓罅司徘Я佼€，新政推行之后，重新清丈的田畝，這多出來的四千畝自然也就多了出來，因此浙江的糧田并沒有因為新政而變少，反而是多了。”
    他提出了這個解釋，驟然讓李士翱臉色大變。
    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，瞞報田畝數(shù)量，也是大明朝的一個頑疾，由于技術(shù)落后，再加上山高皇帝遠(yuǎn)，地方上的豪強，誰愿意多繳納糧稅，他們不肯繳，自然會利用他們的人脈和關(guān)系，盡量的疏通關(guān)系，瞞報自己田畝的數(shù)額，如此一來，各府各縣送給戶部的田畝數(shù)字，往往都有不實之處，正如徐謙方才所舉的一個鄉(xiāng)的情況，這鎮(zhèn)海鄉(xiāng)，明明有田畝一萬三千畝，可是最后，報出來的卻只有九千六百，其余的四千畝田地依然還在，至不過嘛，人家壓根就不算讓你征稅，而你戶部的田畝簿子上，自然而然，就默認(rèn)了這個鄉(xiāng)有土地九千三百畝。
    新政推行之后，重新丈量土地，因為糧稅大大的減免，所以那些豪強們自然對勾結(jié)官府瞞報田畝的事并不上心，畢竟疏通是要銀子的，從前糧稅重，所以大家肯花銀子疏通，收買官吏，可是現(xiàn)在，糧稅微乎其微，再花錢去疏通，顯然得不償失，既然如此，還不如索性把瞞報的糧田的糧稅繳齊，既省了心，也糟蹋不了多少糧食。RS